温州前辈商人的智慧和胆气
饱醉豚
我不小心把一条虫子吃下去。又吃了第二条。

简介

有一句俗语叫“螺丝壳里做道场”,即使空间极小,也要折腾出一番事业来。三十多年前的温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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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四线,不等于没有机会
现在的年轻人才只要能去一线二线城市,就不愿留在三线四线小县城。三线四线城市的机会远远小于一线二线城市,不仅收入差距巨大,创业成功机会更是天壤之别。这些年国家对一线城市的种种政策倾斜,更加大了这种差距。
但是,大多数人最终只能生活在三线四线城市。甚至是县下面的某个镇的一个村。这样的环境,对胸怀大志的年轻人而言是令人窒息的,镇上的各种传统规矩和人际关系,也让人郁闷憋屈。但是,在一线城市落脚并不容易。
为什么不逃离北上广,回到三线四线?人有无限潜力,只要你强烈的成功欲望,还有足够的智商,再加上一点想象力和勇气,总能创造出成功机会。
有一句俗语叫“螺丝壳里做道场”,即使空间极小,也要折腾出一番事业来。三十多年前的温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年的温州
前线城市
三十年前的温州,是几线城市呢?
严格地说,温州是前线城市。
前线城市的意思是:这地方是准备当战场轰炸的,根本不是用来搞经济的。在1949年以前,温州一直是躲避战乱的地方,不料风水轮流转,国军溃退台湾后,温州竟然成了前线重地。
温州地理位置特殊:三面高山,一面出海。只要炸掉进入温州的三条盘山公路,汽车进不来,外面的军队要进入温州翻山越岭要走几天几夜。这几天几夜,够十万大军登陆建立根据地了。国军又有海军和空军优势,这面朝大海的温州,更是得天独厚的登陆宝地。更何况蒋介石是宁波人,浙江是国民党的根据地。当年攻打杭州,蒋公亲自身缠一圈炸药,冲锋在最前。
当年的温州军分区,是中国最大的军分区。温州的华盖山上,是一排排的高射炮。温州海边,有一个叫八十亩的村子,有海军雷达部队。温州的村里,有民兵天天集训,当然是有枪的民兵。
温州的洞头岛,还有一支彪悍的女民兵,江青到洞头前线视察,为女民兵拍照,毛主席看了很高兴,亲自题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妆爱武装
从此,中国很多女孩子的名字就叫“爱武”。
那时候,北京上海天津是一线城市。广州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杭州武汉之类大概可以算二线城市。温州的兄弟城市宁波大概可以算三线城市。温州得到的国家投资只有宁波的四分之一,所以称之为四线城市都很勉强。
所以,当年的温州,不妨称为前线城市——就是准备当炮灰的。

死路一条的交通
历史上的温州虽然不算富裕,跟全国大多数地方比还算过得去的。除了温州市区,至少还有瑞安、乐清这二个县撑着,其余的几个县,属于贫困县。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使是相对富裕的温州市区,也远远不能与别的城市比。当时温州人用三句话自嘲:
站着等死 坐着倒霉 死路一条
站着等死,是说温州城里并没有普及自来水,市民挑着水桶到卖自来水的集中点去买自来水,或者去水井边挑水。自来水的卖水点少,水压低,放满一桶水需要很久,买水要排队长时间等候。一对铁桶、一根扁担,人们就这么站着排队。温州城里人说的话,“水”和“死”读音相同,这就是“站着等死”。
坐着倒霉,是说温州人捣煤球。温州那时候还没有煤气,煤球都是用煤加上一些土,捣碎混合,加水搅拌,用手捏成一个个球,这叫坐着倒霉。
死路一条,是说水路一条。温州没有铁路,没有飞机场,盘山公路极其危险艰难,飞云江、瓯江、鳌江上都没有桥,汽车轮渡过飞云江有时候会排队好几天,从温州到杭州的行车时间也没个准数,顺利的时候十几个小时,不顺利的时候可能因为塌方路阻困在路上一二天。所以,从温州坐汽车去杭州是需要自带干粮的。直到八十年代末,出温州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坐轮船到上海再转到全国各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州安澜亭码头、麻行码头,停着一列列巨大的客船,有荣新、繁新、瑞新之类新字辈的,还有喜鹊、百灵之类鸟一辈的。还有一个叫雁荡山。70年代,还有工农兵之类。船票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散席。四等仓以下,空气里弥漫难闻臭味,不如买散席到甲板上露宿。
有些地方很穷
温州的文成、泰顺、平阳、苍南、永嘉、洞头,都是贫困县。
把苍南从平阳分出去,据说原因就是平阳太穷了。 但是分成两个县,照样穷。
1978年的平阳农民,人均年收入大约是六十多元,也就是一天可以挣一毛多钱。平阳县开会,要把乡镇干部召集起来不容易,到了公路的尽头,有些乡镇还要爬山走2天山路。
老平阳没有大会堂,那时凡召开全县乡镇干部大会(三四千人),会场都要安排到剧院、电影院,除县机关礼堂的主会场外,三个分会场都要接上广播线。另外,县城的中小学都要先放假,在腾出的教室里铺上稻草,还要到旅馆租借棉被……因为交通不便,有一次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外借的棉被还没能从泰顺运到。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的温州民谣云:
永嘉单干 平阳讨饭 文成人贩 洞头靠贷吃饭
“永嘉单干”说的是永嘉人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引起全国大讨论,最后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带头的戴洁天先生不仅被打成右派,还以“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判刑三年,再打会农村监督劳动22年。永嘉单干的结果是对温州的干部队伍大清洗,凡是支持包产到户的都受到牵连。平阳讨饭,是指平阳的金乡、宜山、钱库一带的人大批外出讨饭。虽然金乡、宜山、钱库之类的名字听起来非常富裕,地方百姓却是极穷。
历史上似乎温州没那么穷,平阳以前也是过得去的,经过解放、土改、大跃进、文革的革命洗礼,不知怎的竟然穷到这份上。那个年代的温州乡下孩子,大多数读书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退学了。读书到初中毕业的很少。他们的父母,学历更低。
说起温州,历史上也曾是文化辉煌的。南宋的温州是中国进士最多的地方,南宋就出了一百多个进士。瑞安的曹村,出了一百多个进士,是中国进士第一村。文状元武状元也出了不少。温州是永嘉学派的大本营,又是中国出数学家最多的地方。五十年代的中国数学大会,大家发现竟然一半是温州人。温州还有不少孙诒让家族、黄绍箕家族这样的学术世家。
温州这样一个有文化传承的地方,到了文革末年竟然教育如此没落。
有一个帖子说浙江三个大城市的人彼此看不惯:
温州人看不爽宁波人和杭州人:“老子的钱都是自己赚的,房子都是自己买的,铁路是自己造的,最看不起这些靠着上头扶持的家伙了。” 宁波人看不爽温州人,但是没有看不爽杭州人:“该死的温州蛮子,有钱没文化,一大帮人戴着金项链像暴发户,看着真不爽。” 杭州人:“老子这里是省会,老子还要申请行政区,你们这群渣渣,有实力才是王道。”
其实温州人不是不想靠上头扶持,而是根本争取不到上头扶持。
温州人也不是没文化,以前也曾很有文化。上一代商人大多数读书不多,不是带个金项链像个暴发户,而是他确确实实就是个暴发户。
贫穷逼出谋生路
如果温州人因为政府不给优惠政策、国家不给投资、交通极其闭塞、教育落后、人才奇缺而自暴自弃,或者可以依靠政府的救助补贴,那么今天的温州一定还是贫困区,人们说起温州,会说起大凉山的孩子一样充满怜悯。但是温州人的文化传统比较讲面子,一个人若不努力会被人看不起,总体上讲,温州人还是比大多数内地人更刻苦勤奋的。
温州历史上多手艺人。因为土地少,只能到外地靠手艺谋生。所以靠这几把刀:
剃头刀——理发 菜刀——餐饮 剪刀——裁缝 抹刀——泥瓦匠 斧头——木匠 批皮刀——皮匠
民国时期,很多温州木匠和泥瓦匠下南洋,在新加坡打工。新加坡温州会馆里供的是鲁班像。温州会馆的纪念日,是鲁班先师诞辰。也有很多温州人去台湾做木匠。有些挣够钱回家,有些死在路上。当年下南洋打工,路途奔波的意外死亡有时候高达10%,在南洋染病死亡率也很高,所以能活着回家的,都是幸运的。
今天,在欧洲的很多中餐馆,有很多是温州人开的。
八十年代中国各地都能找到温州发廊。
还有温州鱼元汤,也曾在八十年代在各地设摊。当年的北京夜市小吃一条街,就有好几个卖鱼元汤的温州人。
温州补鞋匠,也是走遍全国的一个群体。
这些行业,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行业,也不需要什么高学历,但是都需要吃苦耐劳,或许还需要忍辱负重。
无论多穷,你都得积累。积累资金,积累人脉,积累技能。这是上一代温州人留下来的创业之道。一块地板,一个屋檐,都可以住宿。生活开支降到最低。
或许年轻一代觉得在大城市很无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高消费是天经地义的,喝喝星巴克咖啡,聚餐花掉几百元,甚至偶尔出国旅游,都觉得这是必须的开支。所以他们永远被房租催逼,永远忙于应付各种消费,而无法从容。
一些温州前辈商人在创业积累之初的极端节俭。如果你能忍受他们那种苦生活,即使你税后收入五千,每月存下三千一定不难。
吃苦耐劳,时刻寻找机会,而不是抱怨生活艰难。摆地摊、做手艺、哪里有钱挣就背井离乡去哪里,这是当年的温州人。
不要被消费主义的宣传诱惑,如果您信消费主义,你就是把自己的钱交给比你更富的人,你永远没有资本积累。由于祖辈节俭的传统,温州商人不信奉消费主义,虽然他们也宣传消费主义挣别人的钱。
即使今天,温州商人依然保持这样的说法:
当得了老板,睡得了地板;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 睡得了地板,才当得了老板。
除了不怕苦,还不怕死。因为危险的地方竞争对手少,挣钱的机会才多,虽然危险也多。
所以温州前辈商人意外死亡的事情常有发生。
做生意其实要学习毛主席语录: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乐清里隆的走私生意
第一个突然发财致富的温州乡村,是乐清里弄。当时中国有一种说法:
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弄。
里隆靠什么致富?
走私。
瓯江口的海边有一个黄华镇,黄华镇有一个港口叫七里港,七里港边上有一个海边小村叫里隆。里隆当时是中国的走私中心,主要走私电子表、收录机、磁带,还有自动雨伞之类的新奇玩意儿,以及各种各样的香港衫。所以里隆其实还是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它把港台音乐带给了大陆,把香港的流行款式时装带给大陆。
里隆村街头巷尾皆成走私市场。这个江边小村的日客流量曾经高达20多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零售采购的,也有商贩批发的。
在里隆红火之前,温州其实早就有各种走私。最早走私的是布匹。那些卖走私布的大多是农村妇女,她们把布一圈圈缠在腰间,然后外面批一件宽大的外套,在卖走私货的地段,会拉开外套给你看布料:走私布要不?——走私布不仅质量好,价格便宜,还不用布票。
同样的销售方式,老一辈说1960年卖糠饼的是这么卖的。九十年代中关村卖光碟也是这么卖的。还有新疆人买刀子,也是类似的卖法。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温州走私布卖法。
里隆的红火应该是1978年以后,也许是1980年开始突然红火,短短几年就成为红极一时的走私货销售中心。记得上海自贸区批准的时候,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从乐清里隆到上海自贸区:突破禁锢 追随开放脚步》。
这个里隆是第一个迅速致富的村,并且带动周边一起致富。你看看里隆附近的海岸线,就知道温州沿海是多么的适合走私。乐清湾是中国大陆天然条件最好的港口,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中规划的东方第一大港,海岸线长,航道水深,到处都可以停船。只是东方大港浪费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派上大用场竟然是走私。
里隆的发财,带动周边的瑞安、洞头、玉环、温岭的人民一起走私发财。人吃到了金钱的血腥,再吃素就很难。
走私都敢干,还有什么不敢干?
走私犯法,可是人民心中有一杆秤。人民大众并不讨厌走私犯,反而很热爱他们。
没有走私,就不知道外国的布匹这么好这么便宜还不用布票。 没有走私,就没有四喇叭双卡录音机。 没有走私,就不知道邓丽君和罗大佑的歌这么好听、台湾的校园歌曲这么纯真。走私还带来了西方摇滚文化。 没有走私,就不知道电子表原来是只需要五块钱的,而不是国营商店的80元。 没有走私,就没有人人买的起的卡西欧计算器。
吴涤清成为职业歌手,离不开当时的走私。他从小经过音乐专业训练,在温州歌舞团演奏各种乐器,翻唱一些港台歌曲,有一天到走私盛行的玉环坎门走穴唱歌,舞台上齐刷刷摆上一大堆录音机,都是观众自己携带的。第二天他在镇上逛街,发现满街的录音机都播放他的昨晚唱的歌,年轻的吴涤清一下子找到了做明星的感觉。
走私会招致国家打击,很快被政府重拳出击狠狠打击,里隆也很快被人忘记了,于是这些走私犯换了个地方:福建石狮。
为什么会从里隆转到石狮?或许一个原因是因为温州沿海的渔民大多数是讲闽南话的,而他们的祖上几乎都来自闽南,有些宗祠还在闽南。
于是有了闽南的走私大发展。赖昌星,就是闽南走私时代的佼佼者。
如果您住在这样一个小村,你有没有胆气做走私生意?走私生意又不是贩毒,对人民而言,可以买到最好的商品,还可以迫使国家开放外贸,让更多的人见识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倒逼国内的工厂开发更好的产品,总之,广大吃瓜人民认为走私不是坏事。即使是现在,还有人怀念赖昌星走私的廉价石油。
里隆走私能搞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离不开当地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的暗中支持。那时候温州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不象北京上海的干部家属那样可以通过关系搞个国有单位的铁饭碗,大家都是要靠自己混饭吃的,走私提供了人人都可以借此发财的机会,深得广大人民和基层干部支持。
其实我们可以给走私一个新的定义:
所谓走私,就是在国家开放自由贸易、加入WTO之前,民间商人开拓国际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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